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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的新契機
——基于大數據產業園調研的幾點思考
發布日期:2019-05-20 來源:研究生處作者:2017級碩士研究生 郭雅男瀏覽次數:

摘要:由于監督渠道不夠順暢以及監督方式欠科學等方面原因,我國現行黨內監督制度在落實中略顯乏力。應當下信息化黨務公開的時代要求,大數據的大容量、公開性、共享性、真實性等特點為黨內監督實現“精準化”提供了契機,具體表現在:精準識別監督對象、精準采取監督措施、有效進行監督預測;當然,運用大數據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也可能面臨一些挑戰,例如,黨員干部數據的公開共享力度不容樂觀、黨員干部對大數據的應用前景缺乏重視、黨務工作中大數據專業人才相對緊缺;因此,提升大數據在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中的作用,需要從樹立大數據思維方式、注重人才培養和引進及實現數據監督信息共享等方面同時發力。

關鍵詞:大數據  黨員干部  精準監督


我國目前關于黨內監督,明確了由紀委、監察、審計和職能部門,以及黨員群眾共同組成的監督主體,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黨內監督制度體系。但從實踐來看,黨內制度監督還顯得比較乏力,主要體現在:其一,監督渠道不夠順暢。普通黨員由于沒有充分的知情權,對重大決策缺乏了解,導致他們想監督而無法監督。而相關制度監督部門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監督顧慮,時常通融、照顧、遷就和退讓,致使制度監督無力。其二,監督方式欠科學。黨的民主生活會、民主評議、干部任前公示等黨內監督的重要制度,實踐中只是走形式,沒有發揮相應的監督作用,且民主評議結果往往不對外公開,嚴重影響黨員群眾監督的積極性。[①]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最新規定:要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推動黨務公開、拓寬監督渠道,虛心接受群眾批評。因此,信息公開和共享就成為創新黨內監督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大數據理念和大數據技術應運而生。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是它在掌握海量數據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對這些海量數據進行算法上的設計和專業化的處理,能夠“讓數據發聲”,揭示事物與事物、現象與現象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以這種相關關系為基礎預示某種發展趨勢。大數據技術的應用起初集中在商業領域,而后社會和政府開始借助這一技術分別用于改進社會和政府治理。目前,大數據已廣泛應用于我國的零售業、公共衛生、交通、軍事、醫療、黨建、政府與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但是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權力監督、查處腐敗還處于探索和實踐階段,而大數據對黨員干部監督的最大意義在于能夠實現“監督精準化”。因此,探討大數據在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中的價值、可能面臨的挑戰、以及克服挑戰的策略將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和政治意義。

一、大數據在黨員干部“精準監督”中的價值體現

(一)精準識別監督對象

精準識別是精準監督的首要環節,只有搞清楚真正的監督對象、監督對象在哪些方面需要監督,才能針對性地對其制定監督策略、實施監督行為。大數據擁有海量數據,根據監察機關的不同監督需求,能夠對黨員干部的相關信息進行搜集和分類,從而實現快捷、精準調取監督對象信息的目標。

首先,通過搜集領導干部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房產、土地、參與經商及是否持有有價證券等第一手資料,分別為其建立基礎數據庫,有利于整合分散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碎片化信息。

其次,按照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的財產情況、違法違紀情況、社會關系網絡等項目,分別對已有數據庫進行分類、聚類及關聯性分析,從而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②],實現對監督目標有效、精準的識別。

最后,大數據反映出的異常信息和焦點問題,可以幫助地方黨委、紀檢部門及時鎖定被監督對象,繼而挖掘被監督對象的違法違紀問題及背后牽涉的其他腐敗鏈,并查證相關責任,彌補制度漏洞,推動反腐敗斗爭由“不敢”向“不能”、“不想”發展,監督的治本作用由此逐步顯現。

(二)精準采取監督措施

確定監督對象和監督內容后,如何因人而異制定監督策略成為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的關鍵。

首先,大數據可以解決“由誰監督”的問題。一方面,建立社會關系數據庫,推進“交流回避”落實。例如,考察被監督者的社會關系網絡,如果發現監督對象與擬定監督名單中個別工作人員存在某些方面聯系,按照“交流回避”原則,紀檢監察部門便可以選派其他工作人員執行紀檢監察任務,以保證監督人員的純潔性、監督工作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創建黨員干部大數據平臺,發布黨員干部個人信息,可以將群眾監督、媒體監督等多種監督途徑納入黨員干部監督體系中來,擴大黨員干部監督工作的透明度。

其次,大數據可以解決“如何監督”的問題。各級黨委組織部可以根據監督對象的數據庫反映出的問題,召開干部監督工作聯席會議,對數據進行“聯審、會診”,綜合分析,對監督對象采取的措施,不僅在違紀程度上可以有所區分地進行處理,例如,對苗頭性問題及時提醒談話;對線索清楚的,及時介入調查核實;對違規違紀的,移交各級紀委監委等職能部門進行嚴肅處理;此外,還可以根據黨員干部信息庫中記錄的個人性格特點、行事風格等信息,針對性地對問題對象開展監督審查,改變干部考察“千人一面”的問題。

(三)有效進行監督預測

“大數據時代,直覺的判斷讓位于精準的數據分析,其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當前人類決策依據的轉變?!?a title="" href="/jcms/manager/articlemanager/article/add_show.do?cataId=199#_ftn3">[③]

首先,大數據使“數據驅動決策”成為可能。大數據通過對信息的比對、測算和量化等數據處理過程,實現黨員干部監督工作從“經驗主導決策”向“數據驅動決策”轉變。一方面,跟蹤同一領導班子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表現,可以對各領導班子近幾年的績效考核結果進行趨勢預判。針對趨勢連續向下的領導班子要及時開展提醒談話;針對趨勢持續走高的班子在年度考核評優中要予以傾斜和鼓勵。另一方面,以大數據為駐點,繪制干部成長折線圖。縱向比較歷年考核情況看干部的發展趨勢,橫向比較當年考核指標看干部的長處短板,可以詳細掌握每位黨員干部的工作情況。[④]

其次,通過大數據可以構建黨內監督預警機制。大數據技術能將微博、微信、百度搜索、論壇等社交媒體信息,政府部門的業務信息和互聯網公眾的動態行為數據等碎片化信息進行整合,并建立聯系。各級監督主體可根據匯總結果,經過數據挖掘、深度分析、建立地區腐敗指數和清廉指數、構建黨員干部監督預警模型等流程,對黨員領導干部廉政行為進行合理評價,從而為黨內監督提供數據支持和決策依據。[⑤]

最后,大數據的動態管理和跟蹤功能可以全方位、全過程記錄領導干部的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次數和內容、后續表現等。在對黨員干部進行績效考核時,監督人員對照違法違紀信息庫對擬調整干部逐一篩查,從而為紀檢監察進行干部考核提供參考。

二、運用大數據實現黨員干部“精準監督”可能面臨的挑戰

(一)黨員干部數據的公開共享力度不容樂觀

大數據之父舍恩伯格說: “大數據的核心要義在于共享”。現實中,實現大數據共享面臨不少阻力。

一是不愿共享數據。有些黨員干部出于利益考量,不愿公開自身信息。因此,雖然很多黨政機關建立了黨員干部信息數據平臺,但這些平臺大多相互獨立、條塊分割、自成體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導致數據收集重復、標準不一、協同管理困難、利用率低等問題。

二是不敢共享數據。2015 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綱要》,但是與大數據相關的法律法規、行業標準尚有大片空白。部分領導干部出于數據安全和隱私保障的考慮,對大數據共享存在顧慮。

三是不會共享數據。大數據作為新興事物,如何開放和共享數據目前還處于摸索階段。以上現象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與大數據產業相關的法律法規缺失,對如何采集、管理和使用大數據界定不明。黨政部門關于黨員領導干部數據的采集形成多個 “數據孤島”,開放和共享的程度遠遠不足,大數據公司的技術資源和人才優勢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二)黨員干部對大數據的應用前景缺乏重視

大數據是近幾年興起的新鮮事物,多數領導干部還處于觀察和學習的階段,短期內難以轉變思維方式,將大數據作為輔助決策的工具;有的黨員干部對大數據存在認識誤區,認為大數據僅僅和信息產業界有關,沒有聯系自身和工作實際進行學習和思考;有的黨員干部對大數據持抵觸心態,認為微博、微信、手機客戶端等平臺是泄密的渠道。如果領導干部沒有從思想上樹立大數據意識,便無法將其真正落實到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大數據的價值更是無處體現。

(三)黨務工作中大數據專業人才相對緊缺

大數據是一項 “技術活”,實現從數據到知識、再從知識到決策,需要專業人才對大數據進行一系列處理。

在數據收集來源環節,需要在始端嚴把質量關,對良莠不齊、數據價值密度低的數據進行篩選和提純;在數據處理環節,需要將紛繁復雜的結構化數據、非結構化數據和半結構化數據進行技術處理,使其變為可供決策參考的易讀信息;在數據保障環節,需要?;す沂蒞踩透鋈艘?,防止外泄等。普遍情況是,與大數據相關的復合型人才極為缺乏,培養、引進和打造一批專業化的大數據隊伍任重而道遠。如果缺少專業人才,各級黨委及紀檢監察部門想要在海量數據中挖掘出有價值的信息,無異于 “大海撈針”。[⑥]然而,黨務工作中大數據人才相對缺乏恰恰成為制約大數據監管的一大障礙,這一問題是未來強化大數據技術,加強干部權力監管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三、提升大數據在黨員干部“精準監督”中作用的建議

(一)樹立大數據思維方式,占領大數據監督制高點。

大數據時代的領導干部要順勢而為,要用大數據思維去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占領大數據監督方式的制高點。

一是樹立數據監督的定量思維。大數據時代更強調定量而非定性。在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的過程中,不同于“經驗主義”、“拍拍腦袋”做決定的定性思維,定量思維要求通過調查研究,全面深入地認識大數據,發現數據呈現的規律,為鎖定監督對象、開展監督行為、實現監督對象的再預測提供數據支撐。大數據為紀檢監察人員利用現代網絡開展數據決策提供了條件。通過整合傳統和現代兩種監督方法,有助于提高紀檢監察部門監督效率,提升黨員干部監督工作的質量和水平。

二是樹立普遍聯系的總體思維。大數據時代為“樣本”分析法發展為“總體”分析法創造了條件。對待某一事物、某一問題,人們幾乎可以收集到所有與之相關的數據,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整體觀: “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需要“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進行描述”[⑦]。大數據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認識,領導干部能夠以更加全面、客觀的思維方式去定位監督對象、探析監督對象的違法違紀行為。

(二) 注重人才培養和引進,營造大數據學習氛圍。

在2017年的兩會上,習近平曾再三強調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廣開進賢之路”、“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識分子干事創業的體制機制”。在大數據時代,除了領導干部帶頭外,還需要培養、引進和打造一支過硬的專業技術人才隊伍,營造學習大數據的良好氛圍。

一是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大數據產業的高尖端人才包括系統研發工程師、應用開發工程師、分析師、數字可視化工程師、數據安全研發人才等,需要出臺和落實政策,從外部引進人才,開展大數據監督平臺建設的專項研究。

二是建立完善體制機制。大數據人才以年輕人為主,大多思維活躍,創造性強。因此,各級地方黨政部門要建立適應大數據特點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人才評價機制、激勵機制、入股政策等。在人才流動上要打破體制界限,讓人才能夠在政府、企業、智庫間實現有序順暢流動。

三是營造學習大數據氛圍。充分發揮講師團、黨校、社科單位和宣傳文化陣地作用,普及和宣講大數據知識。將大數據知識納入公務員、事業單位等人員常規培訓體系,通過理論學習和實踐鍛煉深入學習大數據理論。在提高學員的業務素養的同時,重視提升政治素養。例如,不能將大數據技術公為私用,不能侵犯他人隱私、不能胡亂散布謠言、自覺抵制不良信息的滲透等。

(三)打破數據信息孤島,實現數據監督信息共享

大數據的價值要求是數據開放與共享,這也是大數據在領導干部監督中發揮作用的基礎。因此,必須整合、分析現有的數據資源,建立一個全國性大型領導干部數據庫,實現數據信息在各層級、各地區、各部門的共享。

首先,黨中央、中央紀委、監委牽頭破除體制上信息壁壘,出臺相關黨內數據監督法規,協調各類數據資源、統一數據使用標準、搭建信息資源開放共享平臺,將各層級、各部門的數據資源關聯起來,保障數據的全面性。其次,領導干部“精準監督”應充分利用現代互聯網企業所擁有天然的數據資源優勢。切實保障企業的數據所有權,鼓勵企業進行數據資源開發與創新。最后,呼吁全社會樹立起一種數據資源開放共享的觀念,尤其是黨政部門應當摒棄傳統的小團體利益觀念,率先實現黨政部門內部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


[①] 徐雅芬,樊東光.當前黨內監督問題及對策分析[J].人民論壇,2015(11):11-13.

[②] 曾宇航.大數據與地方政府治理現代化研究[M] .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60.

[③] 王紹源,張博文.創新巡視方法:利用大數據鍛造巡視“利?!盵J].廉政文化研究,2019(1):44.

[④] 周艷. 用好干部大數據 提升識人精準度[N]. 中國組織人事報,2017-09-06(006).

[⑤] 過勇,楊小葵.基于大數據的領導干部廉政監督機制研究[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06):22-27.

[⑥] 劉靜. 大數據時代領導干部面臨的雙重境遇與應對策略[J]. 嶺南學刊,2017(05):48-53.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顧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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